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成为必然趋势，而市民化的一个标志性转变就是户籍身份由农业转为非农业。然而事实上，大量城郊农民并不期望市民化，甚至对户籍身份的“农转非”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失去土地之后，城郊农民表现出对农业户籍身份的强烈依恋，这种户籍依恋阻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因而，有必要探讨城郊农民户籍依恋背后的原因，以促进城郊农民顺利完成由农民到新市民的转型。
农民的土地依恋与安全伦理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命、生活的一部分，是农民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依靠。由于与农民的生活紧密关联，土地还常常承载着农民人生的希望和精神的寄托，它造就了农民对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怀。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亿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行各业，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分化。随着“离土创业”带给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也逐渐消减。虽然土地已经不是他们赖以谋生的唯一出路，但多数农民并不愿意脱离土地，他们没有因为谋生手段的变化和收入的提高而想要放弃土地的经营权。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学界对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提出了“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的观点。以普波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观点认为，农民的行为逻辑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经济”理论认为，农民的行为选择遵循“安全第一”和“生存伦理”的准则。农民经常把生存安全置于行为选择的首位，因此，在提高收入和回避风险的选择中，会优先选择回避风险。由此产生了农民的安全伦理，如果触犯了农民的生存安全底线，就会被农民视为不道德、不公正，而招致农民的反抗。
很多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民不肯放弃地权的土地依恋源自于满足安全保障的“生存伦理”，而非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经济理性，农民对失地的抵制情绪来自于安全感的缺失。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农民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和保障，土地成为农民自我保障的重要基础。对于大多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说，土地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最低层次的生活需求，但土地具有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是农民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农民不愿意失去土地，主要是因为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其生存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