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王云飞，男，1966年10月生，安徽肥东人，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多家电视媒体特约评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
“七夕”刚刚过去，人们从美好祝福中发现，当前城市里，年轻人的结婚年龄越来越推迟，在一些发达地区，初婚年龄甚至已上升到了30岁以上的高位。例如，江苏省民政厅去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同时，结婚率也在不断下探。 据民政部去年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自2014年以来，中国结婚率连续四年出现下降情况。2017年的结婚率，只有2013年的77%左右。人们发现，社会上容易获得自我满足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多，“低欲望群体”规模越来越大。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年轻人的“低欲望”倾向？昨日，记者采访了安徽大学社会学专家王云飞副教授。
低欲望倾向与社会急剧转型相关
记者：何谓“低欲望社会”？它有哪些特征？
王云飞：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这部著作中，针对现阶段日本社会经济状况和特点，提出“低欲望社会”这个概念，表现为人口减少、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结合日本学者的观点，根据我国研究者界定的内涵，在此可简单地将“低欲望社会”概括为，作为社会主体的年轻人，物欲、成功欲、结婚欲、生子欲等有所降低。
要弄清楚“低欲望社会”特征，我们还需要对概念的内涵加以归纳，从人的需求层面来理解欲望：一是物质需求层面的欲望，二是精神需求层面的欲望（包括生理需求层面的欲望）。可以说，物质丰裕社会中的物质需求欲望表现为消费，而追求消费品质的过程便是在欲望指引下的行动。精神需求层面的欲望则表现在精神愉悦层面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表现为物质消费带来的快感，我们所讨论的是超越物质的追求，即精神需求层面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在虚拟世界中寻求精神的快乐。生理需求层面的欲望表现为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即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用替代物来满足性爱体验，他们可以在“想象的家庭”中寻找家庭的感觉和家庭的温暖。
记者：年轻人群体的低欲望倾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网络化的，还是高度城市化？
王云飞：如果我们用对物质和精神（包括生理）方面的需求来界定欲望的高低，那么，年轻人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永远处于一种“高欲望”当中，而另一部分年轻人则表现为低欲望，或者后者正是在充分评估自己境遇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而降低了物质需求，转而倾向于在精神世界中寻找归属感。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然而年轻人有限的消费能力并不能支撑消费欲望，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表现为一种“低欲望”。
在一定历史阶段，从年轻人的整体状态看，很多人正在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一种低欲望状态。应该注意到，这种表面的低欲望的背后是欲望的收缩或者欲望的转向，从而使得其呈现出“低欲望倾向”。应该说，年轻人怀有梦想，梦想以欲望的方式表现出来，满足欲望的过程体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当前，我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的所谓“低欲望”倾向，主要表现在婚恋领域，而非表现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因此，问题并没有如日本等西方国家社会所表现的那般严重。
在我国，部分年轻人结婚年龄延后，与网络时代和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紧密相关，社会转型直观的标志便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个人发展的机遇，这一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实现了梦想。城市生活刺激了年轻人的欲望，当城市不能满足那些被刺激而产生的欲望时，那么社会问题便产生了，只是城市将简单的社会问题放大了。应该说，“低欲望”的形成和网络化时代及城市化进程都有很强的关联性。
低欲望有些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记者：低欲望是不是人们“对抗焦虑”的基本姿势？它对社会有哪些影响？
王云飞：“低欲望社会”之所以若隐若现地降临到年轻人的行为方式中，是因为他们对所处境况进行自我评估后，精神层面对现实世界做出的妥协姿态。这种妥协是顺从，不具有对抗性。但是，从消费时代所带来的消费焦虑看，低欲望的产生确实缓解了年轻人“求消费而不可得”的焦虑心理。
同样，如果从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对社会的影响看，一定程度上，低欲望是利己的，因为低欲望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这种状态不利于激发公共精神。由此，也孕育着某种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应该注意到，处于低欲望的年轻人绝不是在内心世界里没有了享乐、拜金的想法，恰恰相反，低欲望是自我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享乐和拜金潜抑到内心深处。当条件成熟时，就会以更强的需要表现出来。
